《淮南子》系我國西漢時期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共同編撰的一部鴻篇巨著。此書集眾家之說歸之于“道”，乃為大道之學，實為西漢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論結(jié)晶，也是我國思想史上頗具劃時代意義的學術(shù)巨著。其內(nèi)容豐富，思想深邃，文筆瑰麗，提出了漢代的天人之學，體系龐大而系統(tǒng)，集哲學、政治學、史學、倫理學、科學、經(jīng)濟學、軍事學等于一書，表現(xiàn)出漢人宏闊氣魄，可謂是漢代上乘之作，后世也罕有其匹。東漢高誘曾說“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評價為“牢籠天地，博及古今”。當代學者胡適則贊譽其為“絕代奇書”。更甚者，有人稱之為一部治國理政安天下的宏闊之學。
當年淮南王劉安編撰《淮南子》目的何在？劉安在其書中具有綱要價值的《要略》篇業(yè)已點明主旨。在《要略》開篇即說：“夫作為書論者，紀綱道德，經(jīng)緯人事”，繼之語以“統(tǒng)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言明之意，著書立說是用來整治道德，規(guī)劃人事，編撰《淮南子》不僅觀察天地形象，通達古今學說，權(quán)衡事理，建立法規(guī)，度量形勢，施行合宜的措施，更是為規(guī)范世人道德行為，管理世間人和事，從而達到適應變化，治理天下之目的。故歷代一直不乏帝王將相、有志之士重視對《淮南子》的研究，探索尋求其中經(jīng)世致用之深邃道理。
《淮南子》中記載了先秦大量歷史人物，既有統(tǒng)治天下的上古五圣神農(nóng)、堯、舜、禹、商湯及明君周文王、周武王，也有暴君夏桀、商紂。此外，還記載了歷史上數(shù)不勝數(shù)的為政之要，值得后人借鑒效仿與景仰的官吏。其中為淮南王劉安津津樂道的古代勤政廉政典范，幾乎貫穿《淮南子》全書，也為司馬遷記入《史記》并以天下第一循吏身份而載錄的著名人物——楚國令尹（宰相）孫叔敖。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在《淮南子》一書中詳細提到孫叔敖的至少有8處之多，甚至有的篇章反復以之為例加以詳說，可見劉安對之的重視。翻閱《主術(shù)訓》《道應訓》《汜論訓》《說山訓》《人間訓》等篇章便可管窺一斑。
孫叔敖何許人也，竟讓淮南王劉安在這部宏著中頻頻提及并作為重點加以引據(jù)和論述。《孟子·告子下》載，“舜發(fā)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列其為第一人。毛澤東主席曾在視察淮河時多次提到孫叔敖，說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治水專家。
有史料載，其生活在約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羋姓，蔿氏，名敖，字孫叔，楚郢都人（今湖北江陵一帶，一說河南淮濱）。春秋時期楚國令尹。距今2600多年，楚國貴族蒍賈遭陷害，幸有忠臣相助，其子蒍敖（即孫叔敖）與母親避難于今河南省淮濱縣一帶，改名孫叔敖。遇恩公收留，并得傾囊相授畢生學識。當時淮河洪災頻發(fā)，孫叔敖主持治水，傾盡家資，歷時三載，終于修筑了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芍陂（què bēi），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農(nóng)桑，造福淮河黎民。后來又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2000多年過去，至今仍在當?shù)匕l(fā)揮著重要作用。孫叔敖也因之受楚莊王賞識，輔佐治理國家。
孫叔敖主張以民為本，止戈休武，休養(yǎng)生息，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fā)展經(jīng)濟，使農(nóng)商并舉，文化繁榮，政績赫然。孫叔敖出色的治水、治國、為官、軍事才能，輔佐造就楚莊王獨霸南方，進而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可惜他年僅38歲就因積勞成疾而病逝。
《淮南子》關(guān)于孫叔敖的記載描述，撇開其作為一名封建時代官吏身份來看，其治水功績，改革弊政，謀利為民；治國之道，順勢而為，寬政為民；處事之道，位高權(quán)重，懷德守志，居功不貪；為官之道，能上能下，坦然進退，不患得失；嚴教子孫，淡泊名利，低調(diào)為人等品格風范，值得后世學思踐悟。展開細看：
一是治水。《淮南子·人間訓》載：“孫叔敖?jīng)Q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此水利工程比四川都江堰、關(guān)中的鄭國渠早建成約350年。由此其名聲鵲起，傳之天下，后來在楚莊王大臣虞丘的考察與極力薦舉下，孫叔敖做了楚國的令尹（宰相）。明嘉靖本《壽州志》載：“芍陂，州南六十里安豐故縣，楚相孫叔敖所作，溉田四百余頃。”其志書修撰黃廷用以記的方式，對芍陂之事進行了詳細論述：“予觀遷史《循吏傳》有曰：孫叔敖者，三月為楚相，施教行政，世俗盛美，勤恤生人，惠施無疆，嘗于壽州南引六上流溪、淠、沘三水匯而為塘，環(huán)抱三百里余，可溉田萬余頃，居人賴之。漢王景、魏鄧艾、宋長沙王義欣，至我明鄺、魏二君相繼葺理，以丕承前志。舊有白芍亭，汩而為湖，因名芍陂，后以安豐邑故地今相傳為安豐塘。”清代康熙年間《江南通志》卷十七載：“芍陂在壽州安豐縣，亦曰安豐塘，又曰期思陂，楚相孫叔敖?jīng)Q期思之水即此。”
二是治國。其一，改革楚幣，變不便攜帶交換的大幣為輕便的小幣種，百姓安居樂業(yè)，市場秩序井然。其二，改制楚車，增加門檻高度，改變楚國人由喜坐矮車到高車的習慣，從而增加楚國的威儀。人們稱贊他是“子文再生”（子文是楚成王的令尹，以賢能著稱）。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說他“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其三，無為而治。《主術(shù)訓》篇頌揚說：“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孫叔敖整日安寢無為，楚國不費一兵一卒、一刀一槍，即可統(tǒng)治天下。“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為治，難矣。”等待別人催促、指使才去治國理政，那顯然就被動和困難了。
三是做官、處事與為人。處廟堂之高如何居安思危，合理應對執(zhí)政風險、利益誘惑與民意指向，孫叔敖身為令尹，爵高、官大、祿厚，是如何做到這些的呢？《道應訓》篇載有其與狐丘丈人一段問對，面對以狐丘丈人為代表的廣大群眾對其爵高、官大、祿厚的“羨慕嫉妒恨”，孫叔敖則以用心志越小，欲望越少，捐獻越多，低調(diào)破解，從而達到“免三怨”的目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作為一代名相，孫叔敖未否認所謂三怨的存在，也不愿蒙受三怨，而是平心靜氣地向狐丘丈人闡明了就高位而避三怨的方法：爵位越高，則其心氣越宜卑下。低爵與無爵乃高爵之基，占據(jù)顯貴榮耀的高爵之位，顯貴之基是廣大民眾，故不能盛氣凌人，頤指氣使民眾，更應懷卑謙之心，持尊崇之情，將榮耀最大程度地還之民眾。因卑下心態(tài)，故才免除各種困擾。權(quán)愈大，處事更宜謹小慎微，守住權(quán)力界限，絕不擅權(quán)用事，徹底免除君王受威脅之感；與此同時，牢記權(quán)力的分量，慎重地依禮遵規(guī)，據(jù)實際情況處事，力求為政平穩(wěn)和妥善。因謹慎小心的處事風格，其在最高的權(quán)力位置上避免了楚王的憎惡。此外，俸祿越厚，則對民眾施予愈廣。豐厚的俸祿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樂的本錢，而是他周濟貧寒、施惠于民的資本，憑此顯示了他做官為民與博愛厚施的無私高尚情操，民眾早已失去了怨恨他的基本理由。孫叔敖從自身為相的三個方面釋疑了狐丘丈人對高位與三怨關(guān)系的世態(tài)斷言，表現(xiàn)了一位名相高超的處事方式。
《人間訓》篇中還有關(guān)于孫叔敖處事為人之道妥善處理三危的做法。“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丑。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盡管孫叔敖德高多寵、才高位高、功大祿厚，他在封賞、爵祿等利益面前一再退讓，直到臨死之際，告誡其子孫，如接受楚莊王封賞，只能要最貧瘠的土地。對此《淮南子》不惜筆墨大加敘述，以明示后人當作警示，如《人間訓》中引例再說：“夫?qū)O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汜論訓》篇：“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還如《說山訓》篇：“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都說明了后世著書者劉安的完全認可和贊賞孫叔敖氏做官處世教子為人之道，故錄載書中大加彰揚旌表，教誡后世應作為楷模學習效仿，身體力行。
(程晉倉)
